悲剧和喜剧，都是在人的有限性的限度之内展开的。喜剧会达到短暂的和谐；悲剧以一种冲突和分裂作为结束。浪漫剧看上去跟喜剧一样，好像都是一种和谐和皆大欢喜。但是喜剧它是暂时性的；
而悲剧好像跟讽刺剧一样，好像最终都是承认人在命运面前的不可把控。但是，悲剧也是暂时性的。而且，悲剧里面它有一种悲剧性的崇高。尽管人受到命运的支配，但是人会在命运支配中，仍然进行某种劳作。这种劳作，体现出人的不屈的对抗精神。
但是，讽刺剧会承认、会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表示理解，承认但不悲情。它的态度是超然冷静的。
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整体的情节化模式。
现在我们进入元史学的表层结构的第二个方面——论证模式。
我们知道，史学是要追求自主性的。自主性表现为我们期待史学具有一种科学化的，能够进行一致性推演的领域。但是作者之前已经证明，在史学领域，其实是没办法达成像科学共同体那样的共识的。但是，其中仍然会有一些论证的模式。只不过这些论证模式在历史领域的展开，并不能达成共识。它们会体现出不同的解释策略，也可以说，它们会体现出不同的一致化的策略。
这种外在的，推理的论证式解释，显然跟科学的、严格的逻辑推理不是一回事。但是历史解释也有它的这种推定律。这样一种论证是要就故事当中的事情提供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也会遵循科学化的思维。
比如说，作者这里提到了所谓的三段论。他列举了一些作为推理前提的命题。这些命题其实是非常常识化的，甚至比较粗糙的。
比如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那么上层建筑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基本命题。在这个命题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些历史事件。比说革命事件的发生了，这一定是说明，它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了，然后就可得出一些结论。
这类命题也包括另外一些所谓的套话，比如劣币驱逐良币：它可以用来解释大萧条；又比如谚语“有起有落”：它可以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季羡林曾提出一个命题，叫做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他从这个命题出发推论说，三十年河西，比如说在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日不落帝国。然后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是美国的世纪。那么到21世纪，三十年河东，一定是中国的世纪。这样的一种历史分析，听起来有模有样、煞有介事。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粗糙的推定性原则。
本书作者指出，这样的推定原则是元史科学的特点，或者叫做社会科学的不足。所谓元史科学是指什么？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民科，就是民间科学家，或者民间哲学家，或者民间历史学家，完全是野路子，用一些杂糅的和独创的“科学”术语来包装。
因此，我们重新要回到历史叙事当中。
事件的构造，可以在某种类似于规律—演绎式的论证当中得到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必须与史学家通过情节化将其转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故事而获得的解释效果区别开来。历史的科学化跟所谓的自然的科学化，不是一回事。
不可否认，史学家总是试图在历史的情节化过程当中进行某种类型化的工作，并进一步找出历史事件背后的所谓的支配因素，比如说人性的规律，命运的铁律。但是很显然，这样的规律或者铁律，跟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寻求的普遍因果律，不是一回事。
所以，当史学家通过预置情节，而给他的故事中讲述的事件赋予某种类型的形式一致性或一惯性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和科学家的演绎论证方式，好像看上去是一样的，但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这时候，我们要对两种情况进行区分：第一种情况是，将某种历史中被视为故事的要素的各种事件情节化。另外一种情况是，对假定存在于时空确定范围内的因果关系模型中被视为要素的这些事件，进行描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表面上接受史学家有关历史既是艺术又是科学的主张。情节化就是艺术；对这种叙事进行一种因果模型的解释，这就是科学。但是注意，只是表面上接受。由此，史学家的工作包括研究活动和叙事活动。研究活动当然是指科学化活动，叙事活动主要是文学化的活动。
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对事实发生的某种描述，一个是要给它提供某种说明性的言辞，要发现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历史学与科学恰恰是不同的，因为史学家不仅对于可能用来解释某种特定事件顺序的社会因果律到底是什么，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他们对于一种科学解释应该采用的形式问题，也缺少一致性意见。意思事说，在自然科学中，围绕因果律，我们会构造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一种方法代表一种形式，或者代表一种建模，一种模型。对此历史学是无法达成一致性意见的。为自然科学的进步，有赖于科学团体之间时常达成的约定，它需要一种共识性的东西，这种共识也涉及什么是恰当的科学论述方式。
比如说，你要提供一份实验报告，那实验报告是有规范的要求的。而且，哪些东西可以作为证据去提供，哪些东西不能采纳为证据，证据之间如何相互印证，也是非常规范的。但是在史学家这里，并不存在这样的约定。所以历史学是具有一种元史科学的特点。关于一组历史现象，有什么样的历史解释，史学家是存在着先天的争执的。这就意味着，历史的解释必须以不同的元史学的预设作为基础。
元史学的意思，就是我们深层结构，比如说隐喻。它会带来相应的表层表达方式。比如说，你从隐喻式的结构出发，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浪漫式的情节，是不是形式化的解释方式，是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论证方式。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亲和性的，有一种对立的、对应的关系。因此，在解释层面的史学争论，其实反映了史学工作在本质方面的分歧。从本质方面的争论来说，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仍然处在概念混乱的状态。
所以，在“历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反映了各种各样的概念以及不同的争论。史学家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种争论是在什么样的层次发生的？
这种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我们对历史的事实描述是不是准确，或者占有的资料或材料是不是充分。它并不是在这个维度展开的。当有着大致匹敌的博学和理论水准的两位或者更多学者对同一组历史事件进行解释时，争论就发生了。他们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它的实质是什么，有着不同的回答。这就牵涉到关于历史实在的本质。
这种本质导致了我们在论证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论证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数学的方法、物理学的方法、化学的方法等等，其实是能够打通的，我们也经常追求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是一样的，至少这些方法论之间可以融会贯通，它们并不存在深刻的冲突。
但是，在历史学的领域，这些论证方法之间的冲突不仅是表面的，而且是本质上的冲突，是在元认知或元历史层面上的冲突。
根据这样的冲突，作者总结出历史研究的四种科学化的方法。就是四种论证的模式。第一种是形式论，第二种是机械论，第三种是有机论，第四种是情境论。
这些研究方法好像是一种纯粹技术层面的东西，其实它们不完全是技术。如果是纯粹技术层面，就不应该有这种冲突了，不应该互相掐架的。历史学的认识论是充满分歧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形式论。
形式论的真理观认为，历史领域的研究要识别出某些历史的对象或者课题的独特性。就是对这种独特性或者特性要进行鉴别。当你鉴别出这样的事件，它的类别，它的品质，你的历史解释就完成了。这个课题，不管是个体还是民族，不管是具体物还是抽象物，它注重的都是一种个体化。
就是说，史学家在历史领域内要确定的是特殊客体的唯一性，要展示出历史现象类型的多样性。这就是核心。你研究每一个事件，你要抓住的它的核心，把握它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里强调的是“多”。你不要跟我们讲什么普遍规律，历史哪有什么规律。历史的每一个事件，就像每一个人一样，它都是独特的。历史学家把这样的独特性给它反映出来，给它呈现出来，历史学的任务就成功了。
因此，描述历史领域的多样性特质和生动性，成为了历史学家工作的核心目标。就是说，所有的历史解释的形式主义观念，都是要来解释事件的不同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的。唯一性是人们探寻的中心。它并不探索这些实体出现的场景、背景或者目的。
如果探索的是它的场景和背景，那么可能就是一种机械论的解释。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它就会探索历史事件的行为背后的背景或者场景因素。如果是黑格尔式的历史观，它就会探索历史的目的。但是，这种形式论的论证方式，它探索的是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因此，形式论对材料的分析本质上是分散的。它不像有机论和机械论的解释倾向那样是整合的。
到20世纪，形式论甚至成为了一种主流性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所谓的社会史、生活史，包括研究什么枪炮与细菌，研究玉米的故事，研究糖的历史等等这些东西。它研究我们以前不关注的东西，很分散的东西。形式论重要的是要呈现历史的丰富性。对于历史的进程作出普遍概况的努力，它不看重，认为没有什么精确性可言，是苍白的。这些普遍陈述，如果你要给它诉诸经验材料去进行证实或者证伪的话，就显得无足轻重。历史学家所总结出来的那些规律，那些法则，其实是没办法证实或者证伪的。这是形式论的观点。历史已经过去了，你还不能进行实验室的重演，你怎么去证实或者证伪。所以这种普遍性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他们会注重再现特殊的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和行为的生动性，来弥补在概括上的这种空洞，这就是形式论。总之，形式论注重的是多样性、特殊性、唯一性、丰富性、生动性等等。
第二种论证模式叫有机论。
所谓的有机论，就像我们的生物体一样，它是一种自组织的系统。所以，有机论强调的一定是整体性，但它会考察细节如何综合成一个整体。所以，有机论探讨的是宏观跟微观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承诺。单个的实体或者单个的事件，它是整体的一个部分。用黑格尔的说法，它是一个历史的环节。此外，整体不仅仅大于部分之和，而且整体在性质上，与部分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世界当中的万事万物跟世界本身，它是不同的。世界是个有机体。像兰克那些的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研究德意志民族精神，研究德国的民族性，很显然，他是努力要从分散的事件当中，描述某些综合实体的统一和整合。这是一种重要的有机论。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典型有机体的、目的论的一种历史观。历史是大写的世界精神，是最高的、绝对的意志的展开。
在这样的一种历史观中，有机论的历史学家对描述整体过程的兴趣，要远远甚于叙述个体要素的兴趣。他们认为历史具有一种抽象的本质，历史会朝向某种终结的目的，并根据这种目的来进行定位。
基督教的历史观也是典型的有机论的整体论的历史观，探讨整个历史的终极目是什么。或者，有些人探讨临时的目的，比如说民族国家文化。比如说兰克，他既是有机论的，同时又是有点形式论的。因为他认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只是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但是，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可以整合的东西。兰克的叙述，主要偏向于结构和形式的一致性，因此更偏向于有机论的这种模型。形式论强调特殊性、具体性，有机论强调的是整体性和目的性。
接下来是规律论，或者机械论。
机械论跟有机论有什么区别？机械论看起来也是要追求一种整体，但机械论的整体观或系统观跟有机论是不一样的。机械论的整体观是一种还原意义上的系统观。它寻求的是历史事件背后的规律，它更直接地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
比如说受到当时的牛顿物理学，拉瓦锡化学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它认为历史的现象背后是有一种普遍的因果关系的。很显然这是机械论跟有机论的区别。有机论是综合的，综合为一种原则或者观念，就是个体跟整体之间不是一种加总，不是加总在一起，而是一种综合。
但是，机械论是一种还原。所谓还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给它还原为一种自然科学化的解释，比如说用一种规律，用一种因果性，对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进行解释。附带说一下，还原论主题在西方哲学思想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象学也强调还原。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恰恰是要反对那种自然主义的自然科学式的还原。
所谓自然科学式的还原，就是把人的所有行动，人的自由意志等，都还原为自然科学的、神经生物学的因果解释，这就叫科学主义。
胡塞尔认为，还原到经验是不对的，还原的并不彻底，因为经验本身是不可靠的。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是还原到先验的本质。
回到这里，历史学中的这种机械论的还原，它是还原到因果规律。在它看来，历史它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
比如说什么原因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原因和结果都是部分的。原因是一个事件，结果是一个事件，但是为什么这个原因产生这个结果，背后是有因果律的，它是整体性的规律的体现。但是这个整体规律和有机论的整体显然不是一回事，它是还原方法的一种结果。
可以说，有机论是有一种过程性的目标，我们要抵达这个目标。而且有机论具有一种神秘主义和神学化的倾向，比如说，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但是，因果论不是这样的。因果论恰好强调的是决定论。表面看，有机论强调我们要朝着目标发展，那是不是人就丧失了主体性了吗？不是这回事。有机论恰好是非常捍卫人类的自由的。就是人被规定的同时如何创造自己的自由？
有机论包含有这么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人如果不在自己的时代彰显你的时代精神，你反而就不能够成为历史的环节。为了实现终极目的，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有机论的综合性质。因此真正的有机论并没有得出悲观的结论，可是机械论，容易走向悲观。
总之，有机论强调的是自由意志，机械论强调的是因果决定论，机械论是倾向于还原而不是综合的。
机械论者更愿意将行为主体在历史领域当中存在的行为，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行为方式的表白。这话什么意思？因为机械论要揭示普遍的因果规律，普遍的因果规律不就与历史无关吗？它在任何历史条件之下都得遵循的，规律就是超越历史的。所以它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表白。它表面上尊重历史，其实它看重的是背后的超历史的规律。
机械论注重的是部分与部分的关系，而部分与部分之间如何形成关系，后面有统一的规律。历史研究是要预言某种规律的，历史写作是要展示某种规律的。
当然，机械论跟有机论，都会受到另外一种叫做“抽象化的倾向”的威胁。它们跟形式论是不一样的。形式论强调个体和具体。但是，机械论和有机论会走向抽象。有机论抽象成历史的终极目的；机械论的抽象则是从个体作为证据，展现为类型作为证据，最后又展现为规律作为证据。
比如托克维尔想要要发现支撑美国的法律制度的民情。但是这些民情，这些生活方式，并不像规律本身那么重要。所以机械论最重要的是要发现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规律性。机械论因此会面临一些责难，比如说被说成是目光胆浅、过于抽象。按照形式论者的观点，机械论和有机论，都是把多样性给抹杀了，它们歪曲了单个的实体在历史领域当中的作用。
所以说，你会发现有时候持有机论和机械论的人，他们会认为，个人到底在历史当中扮演的是工具化的角色，比如理性的狡计的工具，或者沦为规律的材料和炮灰。
形式论认为，应尊重历史当中的个体角色，让个体重新恢复他的一种生命力，这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史景迁有一本历史著作，叫《王氏之死》。它的副标题——大历史背景之下的小人物的命运。他研究的是小人物的命运。
这本书的主角是一个普通的妇女王氏，连名字都没有，她人生当中没有尊严，没有任何闪光点，这样的妇女在中国千千万万，我们都遗忘了。她裹着小脚，一辈子相夫教子。但是有一天在她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次最灿烂的行动，她跟一个男的突然私奔了。没想到跑到半路，那个男的把她抛弃了，怎么办？她灰头土脸往回走，又不敢回家，她就跑到一个道观里面去藏起来，后面被她丈夫发现了。她丈夫跟那个道观的道士就打了一架。然后她丈夫把她抓回去了。回去以后，似乎度过了一小段平静的时间。但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她和丈夫两个人，点着蜡烛，在炕上坐着，她缝着衣服，丈夫跟她说着什么，说着说着两人争吵起来了。丈夫就给她掐死了。然后丈夫背着她出门，把尸体放在树林里的雪地上，然后丈夫诬告说，是邻居家某个男的因通奸未遂把她杀掉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它在反映什么东西呢？在有机论和机械论看来，这么一个小人物，一个普通事件，值得写吗，有作用吗？
史景迁在书中，更是违背历史的科学之道，大胆引用同时代的蒲松龄的小说，试图重构王氏在死之前的梦中的场景，她的情爱和梦想。这是历史的真实吗？但蒲松龄的小说不是更加真实地描写出中国古代这些普通人的心灵世界和情爱世界吗？蒲松龄的家乡与王氏所在的山东郯城，只有一山之隔。史景迁觉得可以相互印证。这就是形式论的立场。在形式论者看来，有机论和机械论，都歪曲了个体在历史当中的作用。所以说要恢复行动者的这种具体性，要保留一种印象主义的方式。
我们已经介绍了三种论证模式，形式论、机械论、有机论。
最后一种情境论模式，采用某种中庸之道。
情境论想在个体和整体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个体的行为当然会受到社会情境的影响。但是这个情境不是超时代的，不是普遍的规律，不是终极的目的，而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之下的一种功能性的关系。情境论，英文名叫context，即语境、上下文。我们解释一个人的行为，解释一个历史事件，要根据它的上下文去决定。它发生在一个具体的一种处境当中，因此要有处境化的思维。
情境论解释的是在这种处境当中，人物事件之间的特殊的关系。它当然也建构了一种质感丰富的，但同时又是网络化的、结构化的东西。它不像形式主义那样，只根据实体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去研究它。情境论者坚持，历史领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能够通过确定功能性的相互关系来说明。最核心的是，它建立了一种功能性的相互关系。
文化就是一种功能，双方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互相有用。这些制度、这些文化，是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的，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这是一种功能性的相互关系。这种功能性的相互关系，是研究个体与制度以及它所处的文化现场之间的关联的一种线索。
最典型的体现是布克哈特的著作。情境论是布克哈特的历史学的一个主导性的解释策略。他既要避免形式论那种极端分散的倾向，也要避免有机论和机械论那种抽象的倾向。他也会发现一些时代的趋势。但是，这种趋势是有一种限度性的。他认为，历史实体占据了历史事件的有限范围，他会建立某种家族特点。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他研究19世纪的欧洲的历史想象，研究19世纪的这八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也是要建立他们之间的家族特点。那也就是说，这本书以19世纪这个横断面作为研究，实际上是把19世纪作为一种独特的情境。在这种情境内，这些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们又有一种内在的关系和关联。
所以说，这些情境论所确立的规则，没有被等同于机械论所假设的普遍因果律，也没有等同于有机论假设的一般的目的性。它们是一种活生生的，实际的具体时空当中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的开始的动机、终结的理由、决定性的因素，都永远是一个谜。
也就是说情境论会把历史领域的一些要素给它孤立起来，而不管这些要素是法国大革命也好，还是一个特定人物的某一天也好。但是它以小见大，它挑选出这些线索去解释，把这些事件和情境给它连接起来。而且，这些线索是可以辨认和追踪的。在空间范围内，它进入事件所发生的自然场所和社会场所。在时间范围内，它确定了事件的起源、事件的冲击和影响。当然，一旦这种线索消失于其它的事件或者情形，那么它的追踪行为就结束了，就告一段落了。它就不会再追踪下去的。所以它并不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观。它如同一条链条，只截取了这个链条的某一段环节。
所以说，情境论是两种冲动的结合，一种是形式论背后的分散性冲动，一种是有机论背后的整合性的冲动。但是，它对于史学家的要求和读者的需要来说，都过于中庸了。
情境论在解释历史，建构叙事模型的时候，它代表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解决方案。什么叫模棱两可？也就在历史的时间之流当中，在情境论的想象当中，历史是一个波浪型的运动。某些波段，它们认为比其它的波段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这是情境论的这种解释。
情境论的解释策略，更倾向于从时间的脉络当中，截取历史过程的片段或者部分，对它进行共识性的研究。所以情境论更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一个特点。可是，如果情境论想拉开历史的视域，拉长历史的范围，它就必须脱离情境论。
比如，它想把解解释的这个情境、这个阶段，跟那个情境、那个阶段整合起来，那么这时候，它要么就必须进行机械论的还原，要么就必须进行有机论的综合。所以情境论其实它是摇摆不定的、模棱两可的。
现在这四种解释我们已经清楚了。形式论强调具体性和特殊性；机械论强调还原到背后的一种根本规律；有机论强调综合到、整合到一个终极目的；而情境论强调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在具体情境下的一种关联，一种关系。四种解释模型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来阐释历史叙事所要描述的意义。
可是，在19世纪以来，由于学术职业化的发展，尤其是学院派历史学家的发展，这四种解释方式并不具有相同的权威。
在今天，这四种论证方式里面，形式论和情境论，受到了职业历史学家的青睐和看重，可是有机论和机械论，被认为是一种历史学的异端，它们不是正统，是歪门邪道。
但是作者要为有机论和机械论正名。很多人一谈有机论和机械论就色变，一谈有机论、机械论，你就成为黑格尔，你就成为马克思了，你就堕落到历史哲学了。
那么职业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会看重形式论跟情境论呢？因为他们觉得它更科学，他们认为形式论和情境论，体现出科学的谦卑精神，即我们承认我们的选择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总比你成为一种妖魔鬼怪、异端邪说更好。有机论或者机械论会把历史引向神话谬误或者意识形态。比如著名的卡尔波普尔有一本书叫《历史主义的贫困》，就是对有机论和机械论的批判，他两头用力，一方面批判柏拉图的终极理念；一方面批判马克思的历史规律。
可是，怀特指出，职业史学家敌视有机论或者机械论解释模式的理由是含混不清的。而且这些理由与其是认识论的理由，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理由，或者别的理由，为什么？因为历史是一门元史科学。既然是元史科学，就不能存在某种定于一尊的认识论基础。你就不能说形式论是唯一正确的，或者情境论是唯一正确的。
职业历史学家的理由是，如果从历史当中清除了有机论或者机械论，那么就相当于把历史从神话、宗教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即便历史不能成为严格的科学，但是至少我们避免了科学主义的危险。所谓科学主义的危险，就是崇尚终极的权威。我们至少能够谦卑地把自己局限在形式论和情境论的解释模式当中，至少我们还尊重经验，我们还是经验主义的一种研究。经验主义当然跟科学更接近了。
但是，作者批判道，恰恰因为历史并不是一门而严格的科学，所以，这种针对有机论和机械论解释模式的敌意，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偏见，一种职业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偏见。因为，有机论和机械论，至少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社会的进程，而形式论和情境论做不到。因此把它们全然的排斥出去，一定是基于认识论之外的因素，因为你的认识论也是残缺不全的。而形式论或者情境论，它们对于分散技巧的承诺，就是说崇尚零敲碎打，崇尚一种经验主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归纳。这只不过反映了一部分历史学家的决断或者选择，就是我不要轻易的去尝试那种材料，去整合那种材料，我整合不了。这就是社会科学不得不采用的形式，保持一种理性的节制，理性的无知。可是，这种反对机械论和有机论的偏见，其实它的理由通常也是道德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
关于这四种解释模式相互之间的掐架，我们下一次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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